对儒学未来的展望，取决于如何正确地评价儒学的历史地位。我们需要弄清楚与儒家学说相关的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需要明了在儒学产生之初，即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只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其影响比之墨家或犹有未及。第二个问题，汉代中期汉武帝听从大儒董仲舒的建言，实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使儒学的地位骤然提升，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但儒学以外的学说仍有存在空间。东汉佛教的传入和道教的兴起，即为明证。明清以还，儒学的地位日趋稳固，但佛、道两家在民间社会的影响也开始定式成型。第三个问题，儒家思想在宋代呈现变易之势。“二程”和朱子等宋代大儒，诚然是承继了先秦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但朱子的理学实为思想大汇流的产物。
我提出上述三个问题，是想证明儒家具有包容性的特点。儒家的包容性，实际上反映了中华文化的包容性。儒家思想作为中华文化大传统的代表，处在不断被检讨和重新诠释之中。经过检讨、诠释，便有增加、有变易、有更化。变易与更化给儒家学说带来了活力。但儒家精神亦有不变的一面。所不变者，是为儒家的理性精神和“六艺”经典的核心义涵。“六艺”后称“六经”。马一浮的发明处，是将“六艺”和诸子、四部区隔开来，称“六经”为中国文化的最高的特殊的文化形态。而熊十力则标称，“六经”是中国人做人和立国的基本依据。
马一浮所说的中国文化的最高形态，熊十力所说的立国做人的基本依据，高在何处？所据者何？一言以蔽之，曰“六经”的价值伦理。近年我从《易经》《礼记》《孝经》，以及孔子、孟子的著作中，梳理出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价值理念，包括诚信、爱敬、忠恕、知耻、和而不同等，经过分梳，我认为它们是几千年以还一直传下来的，可以称之为永恒的价值理念，也可以说它们是具有普世价值的理念，不仅适用于传统社会，也适用于当今的社会。不仅适用于中国人，也可以适用于全世界的人。此正如康德所说，道德理性具有绝对价值。“六经”义理内涵所呈现的，就是中华文化的道德理性精神。《庄子·天下》篇写道：“《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虽该篇之作者不知谁何，其对“六经”义理宗趣的阐释，不失为得义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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