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友情观

友情友谊，是中外伦理一大命题。西哲中哲，论友道价值不遗余力。其中儒学所论者，又具特色。

朋友，是儒学“五伦”之一，为历来修身者所重。朋友与诸伦不同者在于，它是直接诉诸于“社会”的共同体。在“五伦”中，君臣关系，是上下级关系，几个人而已；父子关系，加上母子关系，三人而已；夫妇关系，二人而已；兄弟关系，多说一点，几十人而已；但朋友关系，则几乎囊括以上四伦之外的所有人。因此，朋友关系，实际上是一种社会关系。

 儒学对这种社会关系最富激情的说法是“四海之内皆兄弟”。这是孔子弟子子夏的名言。《大学》论“止于至善”，注家解释说：“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这里的“与国人交”，就是朋友的泛指，因为所有的“国人”都有成为“我的朋友”的可能性。对这种邦国最大共同体的价值诉求就是“信”。能够做到“信”就在友道这一伦理论域做到了“至善”。

曾子每日三省吾身，其中之一就是：“与朋友交而不信乎？”

子夏对致力于儒学君子之道的要求之一也是：“与朋友交，言而有信。”

信，是友道的规则。

但在这个规则之上，还有更高价值“仁”；遵循这个规则，还有一种方法，就是“礼”。信、仁、礼，三者的融会贯通，就是儒学的友道大义。

子贡曾经向孔子讨教为友之道，孔子说：

 “忠告而善导之，不可则止，毋自辱焉。”

这句话是说：看到朋友有不足，要善于开导，不听，就无须一定要尽忠告，不要自取其辱。这是什么意思呢？

君子朋友之间的交往，互相砥砺，看到朋友“违仁”，就要善意地提出忠告。因为要“循礼”，所以朋友不接受，就不再饶舌。

这之间“善导”是“礼”的原则。那种颐指气使对朋友的“调教”不在儒学友道之中。

朋友间的交往，互相平等。因为平等，所以无须耳提面命，如调教小儿；所以无须吁求恳请，如劝谏老人。也因为平等，所以都有选择的自由，没有理由要求、命令、苦苦哀求朋友放弃其自由选择。孔子此论，还有一个隐含着的假定，即：我所给出的忠告，朋友不接受，也许错在我呢！我的忠告，也许不是忠告；也许是一个错误意见。我没有必要一定要朋友按照我的意见行事。那就中止忠告，等待结局的检验。

《论语•里仁》记录孔子弟子子游的话说：“事君数，斯辱矣；朋友数，斯疏矣。”对上级喋喋不休的劝谏，会自取其辱；对朋友呶呶不止的劝谏，会遭致疏远。大意与孔子相近。

一般来说，儒学主张：与父母之亲情有如一体，无理由终止，故亲人“违仁”，须屡谏不止，以至于“号泣而随之”。对君王上级关系，道义相许，上级“违仁”，可以三谏，三谏不从，可以分手。朋友之情，平等而诚信，朋友“违仁”，一谏不从，止；违仁不止，可以绝交。这就是“礼”。

诚信，仁义期许，循礼一谏而止。是友道大概。

儒学论及友道，特色在此。

 但朋友间，不轻言“绝交”，矛盾所及，与“仁”之大义无关，可以忽略。一谏而止，各自保留意见，不必求同。

《宋元学案》中说一事，值得参考。

宋欧阳修对《周易》解释系统中的《系辞》不喜欢不相信，认为非孔子所作；而他的好友韩琦则认为就是孔子所作。二人同朝为官，又义气相投，唯在这个学术问题上分歧清晰，不可同一。韩琦的作法是：与欧阳修无事不言，但就是不讨论《系辞》，甚至不讨论《周易》。这种作法是对友道最大的珍惜，也是对朋友最好的姿态。如果韩琦强要欧公认同己见，就是霸道；如果俯就欧公，就是谄媚；都不宜。故绕过这个分歧，反而友情弥笃。

但古来对友情还讲求一个“义”字，这是朋友间“缓急可以相托”的重要伦理。可以注意到，儒学也同样对朋友“讲义气”——当然是在不违仁的前提下的“讲义气”。有趣的是，这个“讲义气”的老祖宗，就是孔夫子。

 《论语•乡党》记载：朋友死，无所归，子曰：“于我殡。”

朋友死了，无人收殓，孔子说：“我来办。”

朋友已殁，亲自为之治丧，还有比这样的朋友更可靠的吗？这样的高情厚谊，在任何时代，都是动人的！朋友做到了这个份上，已经无可挑剔。孔子交友之道，是排除了种种势利之后的纯德。朋友交往的行为方式本身也构成了教化，影响着身边的人、族内的人、国内的人，以及历代的人。所谓“传统”，就是这样一点点演绎着的。

文章来源处：儒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