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舍难舍终须舍

从早期安排甘榜居民迁至组屋，到后来协助旧组屋区居民搬到新替代组屋，重新发展公共住宅区和重新安置居民已成了面对土地局限的新加坡推动发展，注入新活力的必经之路。

常言道：“要放下过去，才能展望未来。”

不过重新发展计划对居民的生活造成什么影响？尤其是对较年长或弱势群体而言，搬迁到新环境重新过生活，或许不是“放下过去”这么简单。要怎样安顿他们，协助他们融入新环境？一起来了解。

个案1：

“我喜欢以前安静的环境，有宽阔的走廊，房子也大……来到新环境是逼不得已，很不开心。怎样，都是那边好。”

对住在达哥打弯32年的余秀英（81岁）而言，被迫搬离的无奈至今仍无法抹去。

随着建屋发展局2014年宣布重新发展达哥打老区，17座于上世纪50年代兴建的租赁组屋须为未来的发展让路，影响了包括余秀英在内的400多户居民。其中两三百户居民迁入加西雅弯新组屋。

乔迁新居一年多，她仍有诸多不适应。

从过去宽大的三房式单位，换到现在二房式单位，余秀英认为，不管是屋内外空间大小和通风程度都不及过去。

在达哥打弯，住在她家隔壁的是刘水琳（29岁）一家。不过搬迁至加西雅弯新居后，与她关系密切的近邻搬到了不同楼层。

余秀英说：“我以前工作到傍晚五六点回来，只有和隔壁水琳一家比较熟。我们都是穷人，水琳的妈妈聋哑无法说话，我们就多点同理心。”

同样的，刘水琳把余秀英当“奶奶”疼爱。余秀英说：“我除了做工，也要拿很多报纸回来卖。她看到我拿很多报纸，就骑脚踏车去帮我拿回来。我们相互照应，很像家人。”

尽管在新居，与熟悉的水琳一家不算没了联系，但终究不及过去走几步路就能分享卤肉的那种温暖关怀与安全感。

个案2：

一年多前迁入亨德申路替代组屋的一对老夫妻衣食无忧，没想过迈入耳顺之年还有机会住新房子。但老太太说：“（搬新家）是不错啦，但就是没有适应得那么好。”

建屋局2011年宣布，有878个红山弄七层楼高组屋单位受选择性整体重建计划（Selective En bloc Redevelopment Scheme，简称SERS）影响。受影响屋主可选择迁入距离不远的亨德申路新替代组屋。

受影响的这位老太太告诉《联合晚报》：“搬来这边一年了，我有时走过去看我的‘家’。之前我‘家’楼下还没装铁门时，我就跑上去转一转，摸一摸，这样我都爽。心血来潮就走回去看……现在人都搬完了，就没得上去看了。我现在只能从楼下望一望。”

和她一同受访的邻居也说：“你还没到那个年龄，你不会明白。我的儿子也会跑回去呢。”

老太太说：“这边除了新，都没有让我喜欢的。我就是换了屋子。”

个案3：

相较于达哥打弯和红山弄居民搬走后依旧心念着旧居，同样受SERS影响，须在几年后搬出麦波申巷组屋的林亚祖选择收拾起不舍，准备迁入新居后向前看。

建屋局去年宣布，麦波申巷第81座到第83座组屋将进行SERS。已决定购买循环路二房式灵活替代组屋单位的林亚祖（译音，73岁，兼职清洁工）说：“舍不得，还是要搬。就剩下最后这四年了。这边空气好，又大间。那边就没有了。”

林亚祖说：“我其实不想换环境。喜欢这边朋友多。有时到傍晚，我们就走来走去，蛮不错的。”

她坦言，这间麦波申巷组屋承载了她与先生和孩子珍贵的共同回忆。但林亚祖说，自己有工作，精神有寄托。所以即便心情早前受影响，但现在没那么难过了。

搬迁与重新安置  背后的故事

重新发展达哥打弯的计划宣布至今近五年，但受影响居民了解为何要搬？他们的心声有人听到吗？

学者指出，重新安置居民的各种计划由政府决定，要改善整个迁移过程，公共机构应负起责任。如果要社区志愿福利团体带头在受影响居民迁移过程中担起额外责任，提供援助，就应给予他们更多资源。

今年新出版的《他们叫我们搬走：达哥打—加西雅》（“They Told Us To Move: Dakota-Cassia”）一书描绘了达哥达弯租赁组屋租户搬迁和安置过程背后复杂与多面的问题。

作为编辑团队一员，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助理教授黄国和与多名居民进行交流。他说：“这些租户对重新安置的计划知道得很少，这让我感到惊讶。问他们知不知道为什么搬，什么时候搬，搬去哪里？他们常常都答不出来。”

至于背后原因，他说，与SERS相比，有关租赁住宅搬迁计划的细节较难找得到。此外，好些年长者看不懂英文，也不会上网找资料。

另外，他也观察到，达哥打弯不少居民非常依赖长期为他们提供日常援助的社会服务，但搬迁到加西雅弯替代组屋后，原有的社会服务没有跟着迁移过去，而是委任了新的社会服务机构。

黄国和说，达哥打弯居民搬迁过程中浮现的种种问题，反映了社会在了解弱势群体，有明显的不足之处。

他也说，从这个搬迁例子可以看出，重新安置计划打乱了居民的社交网络，剥夺了居民从住所得到的安全感和永久性，弱势群体尤其受更大的影响。

“这些居民需为搬迁付出更大的代价，因为他们很可能更依赖邻居或该区商家，又或需要社区的援助。”

黄国和认为，除了征求居民的看法，并确保居民获得相关资讯，也可为志愿福利团体提供更多资源，让他们协助居民应对新环境。

加西雅重新安置小组　助达哥打弯居民搬迁

建屋局早前回复《海峡时报》读者投函时表示，该局与蒙巴登区议员林谋泉发起的重新安置工作小组和熟悉该区居民的东岭社区服务中心紧密合作，提供居民所需援助，每户家庭也可向负责的建屋局人员求助。

当局也在场设立咨询站并与居民对话，让他们就重新安置过程进行提问。

一组义工因意识到达哥打弯居民在搬迁过程中面对不少困难，成立了加西雅重新安置小组（Cassia Resettlement Team），事实上，该区不少援助来自这类民间组织。加西雅重新安置小组联合创办人林敬洲（22岁，学生）建议，政府可考虑推出试验，探讨如何为受影响居民提供专门的援助服务。

林敬洲说：“现有社会服务组织，如社区里的家庭服务中心并没有足够资源去进行我们的小组在做的事。可能需要新的措施给予他们资助，并推出新计划，让他们能更好地与社区各方配合，或更主动地去接触居民，提供援助。”

为了更好地协助受SERS影响的东陵福居民，林敬洲已开始和义工们联手推动获民间组织“我的社区”（My Community）支持的“哈罗杜生！”（Hello Dawson!）计划，协助居民适应新环境。

学者：满足居民需求 应包括个人与心理层面

学者认为，周详和精细的规划有助居民应对新环境，各界人士也能伸出援手，以尽早协助居民做好应对新环境的心理准备。

新加坡科技设计大学建筑与永续设计系副教授钟庆华受访时说，政府目前已为受重新发展项目影响的居民提供不少援助，包括与居民对话、带他们到新组屋参观等，但还可做得更多。

“例如：可以和该区的民间团体合作，了解个别住户在重新安置的过程中有哪些需求，并设法满足这些需求。有些需求不一定是环境或财务方面，而是个人或心理上的需求，希望有人听见和理解他们的心声。”

他认为，只有深入了解，政府才能与相关各方合作，在新环境中，不止打造通用设计或文化遗产标志，而是满足居民个人的心理社会需求。

“这包括对环境的归属感、熟悉感与社区情感联系等。受委的建筑公司才可与社区组织或基层合作，了解居民的心愿，并将这些需求纳入新住宅地点的设计中。”

他举例说，新环境的设计与社会环境应尽量与旧有的相似，好让居民可延续他们熟悉的日常生活方式。“走道设计和设施规划应为居民提供便利。社区空间的设计也极为关键，我指的不是那种有人路过的大型公共空间，而是居民与熟人聊天或独处的空间，有利于人与人之间自然轻松互动，带来欢乐的社区空间。”

钟庆华也认为，社区组织扮演重要角色，可成为政府、建筑方以及居民之间沟通的桥梁。虽然这会拖慢整个重新安置过程，但却能让居民更加安心，也有助他们在新环境中安顿下来。

年长者到新环境 需更长时间适应

人到了新的环境，一般需三到六个月的时间安顿下来，年长者则需要更长的时间。适应不良或会导致严重焦虑或忧郁。

心理医生陈梓金说：“一般人熟悉了长久居住的环境，闭上眼都知道要去哪里。搬到新地方时，尤其从老镇搬到新区，很多方面都需要重新适应的。而随着年纪增长，人有可能变得更死板，难以适应新环境。”

他透露，适应不良的征兆还包括忧郁和焦虑，会一直回到以前的住家重温过去。

林敬洲就观察到，小部分居民在搬迁一两年后，依旧将生活上的不悦怪罪于搬迁，耿耿于怀。

面对新环境，陈梓金说：“有些人甚至会失眠，一出家门就变得焦虑，不愿探索新环境，也有不吃不喝的极端情况。”

陈梓金建议，要缓解适应不良的情况，最好的解决方法还是住靠近家人和朋友，以便有照应。

已完成76个SERS项目 另有5个进行中

建屋局网站资料显示，政府已完成76个选择性整体重建计划（SERS）项目，还有另外五个正在进行中。

政府在推动SERS时，一般分12个步骤进行，包括协助受影响屋主了解情况并进行选新房子、搬迁等事项。

在SERS细节宣布后，当局会在靠近居民住家的地点举办资讯展，好让居民了解更多详情。负责个别屋主相关事务的建屋局人员也会安排屋主到建屋局中心与他们碰面，并为屋主提供替代组屋的财务规划援助。

当局也会了解屋主想要哪类的替代组屋以及希望有什么样的设施。受影响屋主也会接获赔偿额的相关通知，当局也会协助屋主了解未来住房选项。

屋主也能透过联合选购计划（Joint Selection Scheme）选择在替代组屋与邻居再续前缘。

Source: 联合晚报 © Singapore Press Holdings Limited. Reproduced with permiss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