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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真命书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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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者: 清华大学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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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麟小传 1902 年 9 月 20 日出生于四川省金堂县。1919 年考入清华学堂,1926 年赴美留学,1929 年获哈佛大学哲学硕士学位,转赴德国柏林大学专攻德国古典哲学。1931 年后长期任教北京大学哲学系,1947 年任北大训导长,保护不少进步学生。1955 年调至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哲学研究所,任西方哲学史组组长,研究室主任。翻译出版黑格尔、斯宾诺莎等经典专著。1992 年 9 月 23 日病逝,享年 90 岁。

 

 

贺麟:“一个没有学问的民族,是要被别的民族轻视的。”

 

 

今年是贺麟先生诞辰 110 周年,也是他去世 20 周年。在世 90 年,贺麟先生可称高寿。而 1902 年至 1990 年间的许多年头,中国多事,众生都在劫中。贺麟的足迹,在这近一世纪间倥偬辗转,不仅折射了一代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也寄寓这中国哲学的百年身世。

 

 

梁启超经常把自己的藏书借给他看

 

 

很多人知道贺麟的名字,大概是通过他所翻译的黑格尔著作,《精神现象学》、《小逻辑》都是他译介到中国的。而贺麟最初名世时,身份是哲学家,而不是翻译家。他所创的“新心学”没有构筑系统的专著,且后继乏人,所以作为早期新儒家代表人物的身份,远不如梁漱溟、熊十力和冯友兰。

 

 

贺麟早年浸淫于儒家文化之中,8 岁入私塾,其父常教他读《朱子语类》和《传习录》。所以,贺麟对宋明儒家的性命之学感情颇深。迷上黑格尔之后,他还做过很多打通宋明儒学和黑格尔哲学的努力。1930 年,为纪念朱熹诞辰 800 年,他写了《朱熹与黑格尔太极说之比较观》。这篇文章可说是中国比较哲学的成功试验。

 

 

然而,贺麟最钟情的,不是程朱理学,而是陆王心学。这可能有性情上的原因,贺麟不大喜欢理学,是觉得理学支离繁琐。显然,陆王心学的直指本心和勃勃生气对他更有吸引力。1919 年,贺麟进入清华之后,受到了梁启超的指点。梁启超的哲学根底,主要就是阳明心学。当时梁启超在清华讲的课,是“国学小史”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初期听课的学生有 200 多人,可是到了后来,很多人准备出国留学,到课的学生已不剩几人,贺麟就在其中。梁启超很喜欢贺麟,经常把自己的藏书借给他看,还指导贺麟写出了自己的国学研究处女作《戴东原研究指南》。这一经历对贺麟的影响是既深且久的。

 

 

比较亲近心学一路的哲学家

 

 

在清华期间,贺麟确实幸运。梁漱溟曾在那儿做过短期的讲学,也让贺麟给赶上了。他去找梁漱溟请教过数次,梁漱溟告诉他:“只有王阳明的《传习录》和王心斋(即王艮,阳明后学)的书可读,别的都不可读。”由于贺麟是带着崇拜者眼光前去求教,所以字字句句都听得很真,入心也深。“二梁”就这样成了贺麟国学研究的启蒙者。

 

 

读贺麟的《中国哲学的调整与发扬》,我们会发现,自康、梁以来的中国哲学,或者说让他觉得比较有价值的哲学,多是陆王心学开出来的,要么就是具有陆王气象。文中,章太炎是“渐趋于接近陆王”;欧阳竟无是“感慨杂学无济,乃专治陆王”,对其佛学建树却一笔带过。仅有“内圣”是不够的,还得有“外王”。心学中人能“内断疑悔,外绝牵制”,易把人导向行动,拯救中华,这大概也是贺麟的块垒所在。当年学界中人,多抱学术救国之志,贺麟又何尝不做如是想?从清华毕业的时候,他跟好友张荫麟说:“一个没有学问的民族,是要被别的民族轻视的。”

 

 

所以,他说“孙中山先生就是王学之发为事功的伟大代表”。文章初稿中,此句还提到“当今国府主席蒋先生”。蒋介石服膺王阳明,故对贺麟也是颇为器重,曾前后四次会见贺麟,待遇算是很高的了。

 

 

后来的贺麟在自我批判时说:“我把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欧阳竟无、熊十力、马一浮均装扮成陆王派的思想家,并把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说,以及蒋介石的所谓‘力行哲学’陆王学派发为事功的具体表现。”对心学的钟情,也让他比较亲近心学一路的哲学家。贺麟和冯友兰都是积极参与到时代大潮中的人,且二人的求学经历比较像,国学功底深厚,曾留学欧美,都是通晓中西哲学的大家。但两个人一直无太深交集,因为冯友兰于中国哲学用功处是程朱,于西方哲学用功处是新实在论;而贺麟是研究陆王心学和斯宾诺莎、黑格尔。程朱派与陆王派不但在哲学进路上不同,体现在气质上也迥然有别。因此,倒是一味独行孤往的熊十力与贺麟相交甚笃,除了两人学说上相似之处很多,熊十力身上那股狷侠气可能也是贺麟所喜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