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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师何国坚

透过光影磨砺粗糙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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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方伟 - 01/03/2020

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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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岁的何国坚当年一手拿勺子,一手握相机。大半辈子在油烟与光影中交错。

 

掌勺,是为生活,摄影,是为爱好。

 

坎坷的童年和艰辛的打工岁月,练就他坚韧、敏锐的个性,这些特质都体现在他的摄影作品上。

 

1958年他省吃俭用买下第一个徕卡相机,从此踏上业余摄影之路。在没有互联网的年代,他翻阅书刊自学摄影,甚至把厕所变暗房。荣获英国皇家摄影学会博学会士(FRPS)是他此生最大的荣耀。60多年的业余摄影,他擅长拍摄粗砺的日常之美。

 

张爱玲说出名要趁早,81岁的摄影发烧友何国坚老先生却等了超过半个世纪。

 

上个月,配合本地独立片导演林少鹏最新纪录片《回望牛车水》的放映,自1958年便拾起相机,拍摄牛车水数十载,见证牛车水蜕变的何国坚除了在片中受访,他的精选牛车水摄影作品联同先驱摄影师叶畅芬、画家朱庆光、蔡名智、洪亚弟的作品也在国家图书馆展出。

 

何国坚的前辈,叶畅芬镜头下牛车水的凄风苦雨已深刻影友心板,但何国坚一系列牛车水六七十年代的众生相,却让初次见到的公众惊艳不已。当了一辈子的酒楼杂工和厨师,何国坚和在报业中心当了近20年清洁工、于2018年被媒体发现的摄影高人雷福胜一样,打开他小心翼翼收藏好的影像时光胶囊,把流逝的岁月给我们保存了下来,带了回来。

 

妈姐闭目让梳头婆为她梳起新发髻;阿婆坐在五脚基惬意地吃着一锅清粥;一名阿婆无视他的镜头,歪着头傻笑着,仿佛沉浸在昨天开彩中奖的喜悦;另一名不愿入镜的阿婆,则叉手对着镜头破口大骂……这些曾经的老街坊,透过何国坚的黑白颗粒穿越到21世纪,在我们眼前活了过来。

 

在展览现场交换联系方式之后,何国坚说家里还有更多照片,邀记者去看。一个月后,记者摸上他在三巴旺的住家,用广东话称呼他“何生”,摄影同事则尊称他为何师傅,他摇摇手说:“大家都叫我老何,你们也叫我老何吧!”

 

才刚坐下,他便喜不自胜地告知,一个月不见,事情有了很大的进展——百胜楼一家画廊在该次展览上看了他的照片后,打算帮他出书及开个展,负责人已挑走200多张最好的黑白照。

 

糅光折影 获英国皇家摄影学会肯定

 

与此同时,国家图书馆办展的部门也请何国坚捐出一部分有历史价值的照片供馆藏。幸好,从事摄影60载留下了千多张作品,他家中仍有不少重复或同个系列的照片,在是次采访中,交予《早报周刊》独家刊登在《光影》(见08&09页)。

 

留在乡下差点丢命

 

退休前在海鲜摊位掌勺煮炒的老何煮得一手好私房菜,访问当天,他特地为记者和摄记煲了一锅“冰花马蹄露”,兴冲冲地讲解他将一半马蹄捣碎成泥,另一半切丁,再打入蛋花煮成。我们边尝这在外面餐馆已吃不到的古早味,边听他细说从头。

 

何国坚1939年在马来亚怡保出生,父母在山边养鱼种菜,日军投降后马共活动频频,1947年8岁的他跟随家人回到父母在中国广东番禺的乡下。父亲不善农耕,受不了苦,心里又仍向往南洋,不到半年又找到锡矿工,只身回到怡保打拼。不久后国共内战,有本事的母亲打听到买一张船票能带六个子女在船舱打地铺逃出中国,回马与夫团聚,但外婆要求把其中一个小孩留下,本来是留下大姐,但母亲需要她帮忙看护弟妹,最终留在中国跟伯父耕田的是何国坚。

 

母亲把家乡10亩地过到他名下,本以为能靠收点租金供他在乡下念书,但那时中国搞阶级斗争,才10岁的何国坚竟被扣上“大地主”的帽子,差点因此丢了小命。亲友们不忍他受罪,跟乡政府求情,才把他划定为“小土地出租者”,不过祖传三代的土地还是被没收了。何国坚说,一个小孩在乡下边读书边耕田的日子很苦:“我那时连一双鞋子都没有。”

 

母亲后来透过一名水客得知儿子在乡下过得凄苦,以家人身体不好,需要他回来帮忙照顾为由,向两地政府申请,成功把他接回马来亚。

 

到新打工把酒楼当家

 

何国坚于1957年11月回到怡保,但一直找不到工作,后在同乡极力推荐下,在1958年3月南下新加坡,到武吉士街的龙奕记酒楼做杂工。他一到新加坡,放下行李就开始工作,早上学杀鸡,晚上洗碗,还负责开门关店,也即是说店里最早起、最晚收工的便是他。从此酒楼也成了他的家,店铺里有三四名员工过夜,头两晚他还得把几张木椅凑在一起当床睡,后来才买到一张折叠军用帆布床,睡得较安稳。

 

1958年某天,何国坚在酒楼的电话簿上看到一则相机广告,魂魄被它勾了去,从此便跟摄影结下不解之缘。他说:“我当时也不知道那相机是什么牌子,只知道它很好看,我看得很入迷,大约要500块钱,便下定决心要存钱买下它。”

 

五个月工资买徕卡

 

在那个年代这笔钱可是一笔可观的数目,何国坚当时一天工资两元,加上客人打赏的小费一个月才赚取100元,但他不到半年就存够买相机的钱,他说:“我们那时工作是没得休假的,一周做足七天。我每天工钱两元,若要放假找人顶替得付八元,等于四天的工钱。我那时年轻力壮,干脆不拿假,把钱省下来。加上我是‘吃事头,睡事头’(广东话:老板包吃住),又不烟不酒,把所赚的钱都存起来。我把五个月存下来的钱拿去买了一个机身、一个镜头,大约400多元,还剩一点钱。我后来才知道,我买的是徕卡M2相机。日后影友笑我:老何你真阔佬,第一台相机就买最好的。可我当时真的对相机一无所知,我只知道我喜欢它。”

 

翻书自学结识影友

 

有了相机,该怎么用,唯有靠自学了。老何说,他从番禺回到马来亚时已18岁,目不识ABC,连华语都还不会说,只懂得说广东话,在起跑点已被抛得远远,跟不上学校课程进度,就没想过去上学。天生好学的他于是将求知的热血全部注入摄影知识的探索。他在中国上了一年中学,看得懂大部分的书刊。在没有互联网,没有YouTube教材的时代,他靠的便是翻阅中文摄影书籍,还有从香港的摄影月刊汲取宝贵的知识。

 

出版于1960年代每一期的《摄影艺术》和《摄影画报》何国坚都宝贝地、整齐地收藏到今天,一页皱褶都没有。他说:“靠看书摸索,走了很多冤枉路,若有高人指点,可能一蹴而就。”但自己累积的知识没人拿得走,老何一边给记者看他的黑白作品,一边解释好构图的巧妙,如数家珍。对比他在1970年代拍摄的两张牛车水露天菜贩旧照,他说:“你看这张熙熙攘攘的菜市,买菜的人没有交叠在一起,每一个人都是个体,没看镜头,还能拍到每个人独有的真实表情,就是好照片了。”

 

他形容从1958年到1970年,刚摸索摄影是他最“发烧”(狂热)的时期。为了摄影,他有时一天睡不到三四个小时,但却没影响工作,照旧是一周无休:“我早上11点开工到凌晨1点关店。趁晚上其他员工睡了,我就把酒楼的一间厕所变成暗房,自己冲洗照片,冲洗两三张天就亮了。”那时,他也结识了武吉士街上一班志同道合的影友,每个星期天清晨结伴四处拍照。

 

何国坚逢人都爱说这个故事:当年他夜夜凌晨收工,忙到两点才合上眼。他怕吵醒室友,不能设闹钟,于是便想到一个妙招,把一根绳索绑在脚上放到窗户外,影友们清早抵达时拉拉绳索就把他叫醒,一同去捕捉晨起最美的第一缕光。他说:“我们每次清晨5点半出发,步行到大坡牛车水、加冷河独立桥、里峇峇利路,还有现在克拉码头附近的潮州巴刹一带。大约7点钟,阳光会透过屋顶的通风孔洒进巴刹,一条条的光束很上镜,我们得抓紧极短的黄金时间拍摄,不然干扰到小贩会被骂。拍到9点多10点我就步行回去上班。”

 

何国坚笑言,他们五个背着相机的捕光游击队“拍照十分卖力,搏到尽”,被同行封为“克街五虎将”。记者问他广东话发音的“克街”是不是武吉士街的俗称“黑街”。他说:“有人用黑街,有人用克街比较文雅一点。”懂得美为何物,会赋予人一种优雅的气质。何国坚虽然只有小学毕业,但听他说广东话时不疾不徐的语调和遣词用字有种风雅。

 

拍出现实生活之美

 

五虎将当中有卖酒的少东,做生意和开杂货铺的,大部分家境都比老何宽裕,但大家因对摄影痴迷而结友,不问出身。何国坚虽在酒楼打杂,但从未觉得受轻视,也不觉得矮人一截,在摄影艺术的世界里所有人都是平等的。老何也不觉得摄影是少爷公子才玩得起的玩意儿。他的每一卷底片都是省着用,构好图,调好光圈,确保是最完美的才按下快门。他说:“有时一卷底片用几个月才拍完。冲洗照片的药剂也能用好久。”

 

问何国坚最喜欢拍什么题材。他不假思索地说:“我喜欢拍写实的艺术照。”他抽出一张1960年代中央医院后面空地洗衣工友晾床单的照片说:“你看,若我只拍到床单,那就只是记录;可是我在铺天盖地的床单中捕捉到一名工友在晾床单,这张照片就既写实,也有了艺术美。”

 

也许因为日常与食物为伍,何国坚一些让人惊艳的照片都跟吃有关:牛车水的老婆婆满足地吃着一碗清粥,背景招牌写着“随意小酌”;因工作关系认识供应商,他得以走进阿拉伯街的巷弄里一家幽暗的粉粿店拍摄小师傅蒸河粉。

 

暗房的手作影像

 

习惯数码摄影,事后在电脑或手机修图的新生代,想必会对老何所忆述的暗房感到陌生又新奇。对像老何这一代的摄影发烧友,好的摄影作品不只是在现场用相机抓好构图,分秒必争地按下快门,也是在暗房用手“做”出来的影像作品。

 

老何兴致勃勃地拿出他收藏了数十年的黑白照冲印器材和化学药粉,以及他自己调配冲印“药水”的独门秘方让记者见识,这些物品很多在市面上已经很难找到,算是珍贵的历史文物。他说,1974年在政府家庭计划摄影比赛中荣获冠军的母子图,原本是一张多人入镜的群组图,他在暗房将一手抱着小孩,一手摇着杯子乞讨的印度妇人裁剪出来再放大,在相纸上曝光时耗费几个小时用手遮挡、烧黑,才将这对母子立体地呈现在相纸上。另一张一只只鸡被宰后,鸡头倒垂在水盆外的黑白作,也是他在暗房用了几个小时遮、烧、曝光,手“做”出来的。

 

摄影师在暗房里就像是糅光折影的工艺大师,未能从拍摄到冲洗一手包办,还不算是拥有摄影真功夫。何国坚自豪地说:“杀鸡是我的第一份工作。我很会杀鸡,去骨会去得一小片骨头都不剩。这张照片在1983年裕廊镇民众联络所扩建落成举办的全国摄影比赛黑白组拿第一名,奖金500元,寄到外国参加沙龙比赛也拿过很多奖牌。这张是我的代表作。”

 

1970年他与一起在酒楼打工的同事“拉埋天窗”,不久后便离职,在以前河水山毗邻、现合乐路的乌桥头的一家海鲜摊掌勺做煮炒,也曾在酒楼食摊代工。结婚生子后,为了养家,他对摄影的狂热稍退,不过仍未放弃。到了八九十年代,他改拍柯达彩色幻灯片,不再自己冲洗,题材也转向自然、花卉和动物等。

 

期待实现第二个愿望

 

一路坚持摄影艺术,和许多志同道合,将业余变成生命重心的摄影发烧友一样,何国坚有两个愿望:第一个就是得到世上最有权威的英国皇家摄影学会的肯定,最终成为“肥佬”。所谓“肥佬”,是行内人取“Fellow”谐音,给皇家摄影学会博学会士(Fellow of Royal Photographic Society,简称FRPS)的昵称,也是学会的最高荣誉,不易考获。何国坚没读多少书,摄影是他用一生的磨练来追寻和换取的知识与技艺,他考获摄影界的两个“硕”士和“博”士。

 

1986年,他考获新加坡摄影学会硕学会士(APSS),同年考获英国皇家摄影学会硕学会士(Associate of Royal Photographic Society,简称ARPS)。他说:“要获得硕学会士,必须寄上同个专题的12张精选照片给评审。我们五虎将全都考获皇家摄影学会硕学会士。现在五人中三人已过世,一人坐轮椅,还剩我一人在活动,不堪回首。”

 

艺海无涯,有了“硕”士,何国坚还要追到“肥佬”。他选了动物为拍摄对象,每两周休假都会扛着相机到动物园报到,风雨不改,用三年拍出一辑能送考的专题照。他说,生病发烧吞了药照去;下大雨也搭巴士去,他相信老天看到他的诚心,当他抵达动物园时,雨停了。最后他选出20张最满意的照片送去英国皇家摄影学会,1992年,何国坚梦想成真,成功晋级英国皇家摄影学会博学会士(FRPS)。五虎将中唯有他考获“肥佬”,在新加坡考获这最高荣誉的业余摄影师不超过20人。新加坡动物园还把他的照片印成月历,这些动物在何国坚的镜头下展露出和他人物摄影一样丰富多变的自然表情。他捕捉到刚饱食一餐的花豹舔舌的表情;一对金丝猴相拥同眠,情意绵绵。最珍贵的是,他拍到新加坡土生土长的北极熊宝宝伊努卡。伊努卡在2018年过世,看到刚出世的它躺在熊妈妈怀中的模样,让人感慨一生真的一眨眼就过去了。

 

何国坚的第二个愿望是开个展,以及出版一本60年摄影成果的摄影集。看来这个愿望即将实现。

 

他说要感谢当初把他介绍给林少鹏导演,致力推广本地摄影老前辈作品的联合早报前记者徐伏钢。他也透露,画廊预计将在8月为他办展。等了60年,老何的春天也要来了。

 

留住昔日人间风景

 

81岁的何国坚自1958年开始摄影至今,是我国真正见证新加坡建国历史的少数摄影师之一。从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狂热“发烧”摄影的他,背着他的徕卡M2型相机从大坡拍到小坡;从加冷独立桥影到驳船码头;从市区摄到郊区,他的镜头捕捉、记录和保存了60年来,新加坡已消逝的旧行旧业,也定格了曾经熟悉但已被国人遗忘的脸孔和生活方式。

 

在何国坚举办首个个展之前,《早报周刊》从他的作品中精选出10张黑白照,重现新加坡旧日社会的人间风景。

 

Source: 联合早报 © Singapore Press Holdings Limited. Reproduced with per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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