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寻心灵之安顿与致天下之太平

梁漱溟

我希望我的朋友，遇到有人问起：梁某究竟是怎样一个人？便为我回答说：“他是一个有思想的人。”或说：“他是一个有思想，又且本着他的思想而行动的人。”这样便恰如其分，最好不过。如其说：“他是一个思想家，同时又是一社会改造运动者。”那便是十分恭维了。

——《中国文化要义》自序

 梁漱溟先生生于1893年10月18日，他的120周年华诞日刚刚过去。今天我们纪念他，最好的方式仍是认真读解他的思想。他曾说过：“我终是一个思想的人而非行动的人；我当尽力于思想而以行动让诸旁人。”然而，梁先生所说的“思想”绝非凌虚蹈空，总是与实际问题相关。在1965年底所作《我对人类心理认识前后转变不同》一文中，他总结说：“我从来无意讲学问，我只是爱用心思于某些问题上而已。我常常说我一生受两大问题的支配：一个是中国问题，再一个是人生问题。我一生几十年在这两大问题支配下而思想而活动——这就是我整整的一生。”

 人生问题：寻心灵之安顿

 梁漱溟祖籍广西，自先辈即已官居北京，然其父时感国势衰弱，倡导新学，故他不似同龄孩子一般从读四书五经始，而是接受西式教育长成。但以崇尚实用为主的“功利主义”并不能满足他面临的人生困惑，1912年，19岁的梁漱溟曾两度自杀。此后四年间，他完全静下来自修思考，出佛入儒，先以佛学撰述赢得北大教席，又出版《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归宗儒家，标志他人生的一个转折点。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把人类文化分为西方、中国、印度三种类型。西方和印度代表人类生活的两种路径样法，一为“向前面要求”，一为“转身向后去要求”，而中国则代表与其不同的另一种路径样法，即“对自己的意思变换、调和、持中”。此书指出，西方人的理智生活较为发达，因此可以展开出征服自然和科学、民主等，然而却逐渐暴露出种种弊端；印度的佛家则求破我执和法执，倾向于过一种出世的宗教生活；独有儒家能够持守中道，它最反对基于理智考虑的“算账的生活”，同时也最立足于过一种现世的生活而不赞成出世，它能够起到慰勉人的情志需求的作用，同时又不导致沦入宗教式的“超绝”和“神秘”。

 梁漱溟论述儒家生活时最强调“直觉”，它就是那“不虑而知的良知，不学而能的良能”，而“此敏锐的直觉，就是孔子所谓仁。”他认为，仁是一个很难形容的心理状态，极有活气而稳静平衡。仁，首先要“寂”，即像是很平静而默默生息的样子；其次要“感”，它最敏锐而易感。他还把“孔子生活之乐”归于一“刚”字——“知命而仍旧奋发，其奋发为自然的不容已，完全不管得失成败，永远活泼，不厌不倦，盖悉得力于刚。”此刚健态度正是《易经》中所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和孟子所言“浩然之气”所表征的气象。

经过二十余年的生活经验和不断思考，梁漱溟又写出《中国文化要义》，这一著作更为成熟，然其内在精神与《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贯。该书从整体上把握“老中国”的历史文化特征，但其所论主题仍与具体个人的安身立命相关。“以我推想，孔子最初着眼的，与其说在社会秩序或社会组织，毋宁说是在个人——一个人如何完成他自己，即中国老话‘如何做人’。”梁漱溟用“理性”一词取代了“直觉”，指平静通达、清明安和之心。要葆有这理性精神，首先是“反求诸己”，其次是“尽其在我”。若从反面言之，与理性相违者有二：一是愚蔽偏执之情；一是强暴冲动之气。二者时常相因而至，倘若沾染一个，理性即受妨碍。

 梁漱溟说：“我要做我自己的生活，我自己的性情不许我没有为我生活作主的思想。”他是个怎样思想就怎样生活的人，思想不过为生活寻一根基础，而生活则为思想之着落点。这体现了“诚”的精神。对他而言，找不到归依处，便焦灼难安，人生各种事情变得索然无味，而一旦把心放下，便不再停留于独思的生活，要不刚猛于行动，要不就迫不及待地把自己的心得传授于他人。由此观之，他是一个具有宗教精神的人，而这也正与他所服膺的儒家践行精神一致。

 中国问题：求天下之太平

 梁漱溟先生对于中国问题的思考其来已久，但早初还只是停留在事功层面，所谓中国问题很大程度上就是富强问题。亲身遭逢“人生问题”后，他看出此中之短浅，明白了如何整顿失散紊乱的人心秩序才是最为重大的中国问题。

 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结尾，梁漱溟提到“今日应再创讲学之风”，希望把儒家的生活态度普及到更多的人，因为“孔子的东西不是一种思想，而是一种生活”。他不仅如此说了，更如此做了。他不愿做堂堂北大教授，而与同仁弟子共同从事乡村建设运动，扎扎实实做一些根本的工作。他认为中国人应该学会过一种共同生活，但必须以中国人的态度来营造，乡建工作的着眼点即在于此。在此基础上，他写出《乡村建设理论》和《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一类文字，为现实问题求答案。

 《中国文化要义》是梁先生所有著作中对中国问题最有担当者，其立足点就是“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他主要从社会结构入手，通过与西方的比较，来揭示中国文化的特点和价值。在他看来，中西社会生活的很大区别主要表现为：中国人特别注重家庭和家庭生活，而缺乏集团生活，并因此无从映现出个人问题；相反，西方人则富于集团生活而且个人地位得以显现，但家庭不被看重。如果说西方近代社会是个人本位的社会(英美为其典型)，西方最近的趋向是社会本位的社会(苏联为其典型)，那么，中国是一个伦理本位的社会。所谓“伦理”，“就是要人认清楚人生相关系之理，而于彼此相关系中，互以对方为重而已”。

 与西方社会是阶级对立相比，中国社会还有另一个特点，就是“职业分殊”。中国传统社会有士农工商四种基本职业，其地位具有相当的流变性。这种社会结构使中国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国家，且根本不像一个国家。在中国，统治只是消极相安。

 伦理本位和职业分殊二者关系密切，相互作用，共同塑造了独具性格的中国文化。在儒家领导下，二千多年间，中国人养成了一种风气，或民族精神，即向上之心强和相与之情厚。“纳国家于伦理，合法律于道德，以教化代政治”，正是中国文化所趋重之处，中国人的长处在这里，短处也在这里。

 所谓“短处”是指，由于中国人理性早启，导致中国文化早熟，过早地将注意力关注在人与人的问题上，忽略了对物的研究，进而导致了中国人在科学上没有成就，产业革命也不见发生；而在对人方面，则一味地讲礼让、讲相与之情、讲以他人为重、注重家庭、注重伦理，而忽略了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价值。个人不被发现，则人己权界不分，群己权界难别，于是既无自由，也无民主。

 中国的社会结构和伦理文化使中国的政治也与别国不同，在梁漱溟看来，它有三个特征：政治之伦理化，政治之无为化和权力之一元化。这种特殊的政治，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只能是消极相安，而非积极进步；只能是一治一乱的循环，而非一次一次的革命。

 认识老中国，是为了建设新中国。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并没有提出解决现代中国社会政治问题的具体方案，他倡导的乡村建设运动也没有走通，不过他仍指出，“一旦于老中国有认识之后，则于近几十年中国纷扰不休者，将必恍然有悟，灼然有见；而其今后政治上如何是路，如何不是路，亦遂有可得而言者。”

中国儒者之“担道”精神

 梁漱溟先生的一生都在人生问题和中国问题之间纠缠，在1987年为《梁漱溟问答录》写的序言中，他说：“算起来已为人生问题和中国问题探索并奔波了八十个年头了。”

 自青少年起，他就鄙视只谋一人一家衣食的“自了汉”生活，追求“充实而有光辉的人生”。在1917年目睹南北战争之祸后，他曾写作《吾曹不出如苍生何》，并自费印刷散发，呼吁制止军阀内战。此等气魄雄心何其令人感动！

 回忆当年“朝会”情形，他说：“每天清晨，天将明未明之时，师生共在月台上团坐。其时疏星残月，悠悬空际；山河大地，一片寂静；唯间闻更鸡喔喔作啼。身处此境，顿觉心地清明、精神振奋，且有众睡而我独醒之感，并由此而倍感自身于世人于社会责任之重大。大家或讲话或沉思反省，尽情地利用这人生最可宝贵的一刹那，抑扬朝气，锤炼心志。”此等人格精神何其令人神往！

 梁漱溟对生命抱有真诚和温贴的态度，积极乐观地践行自己的信念，矢志不移，至死不渝。无论是投身社会改造运动，还是在历次政治事件中，更不用说在其著作中，他都活出了一种儒家的生命气象。尤其可贵的是那种“担道”精神，那种以一己之心为天下之心、以一己之命为天下之命的怀抱，这使他的人生与中国联系起来，也使他一生的两个问题融为一体。这本身就是中国传统中“修齐治平”式生命政治逻辑的回光返照吧。

 梁漱溟始终保持了中国文化的主体性，这在那个时代实在难得，也是继续思考中国问题的后人首要继承的态度。对我们而言，始终保持中国文明的主体性是首要的，但同时，我们需要对西方文明传统具有更为全面而深刻的理解，如此才能通过重建自身而迎来中国文化的复兴。

 1980年，梁漱溟在接受美国学者艾恺采访时说：“我写的书最重要的一本叫《人心与人生》。”该书系梁先生晚年写成，可谓一生思想总结。艾恺问：“你算一个圣人吗？”梁先生答：“我所懂得的，圣人不是平常人。圣人说话行事跟其他人不大两样，可实际上他那个生命、他那个人格，已经完全超过普通人了。”他说自己只是一个普通人，而非圣人，如果与普通人有什么不一样，那就是他远远地望见了，在雾中不十分清晰地望见了孔子和王阳明是怎么回事。

 在一篇题为《谈乐天知命》的短文中，梁漱溟先生说：“一切祸福、荣辱、得失之来完全接受，不疑讶，不骇异，不怨不尤。”“随感而应，行乎其所当行；过而不留，止乎其所休息。”这种人生境界，是最值得我们品味和向往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