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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寻心灵之安顿与致天下之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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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晨光 - 29/10/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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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

 

我希望我的朋友,遇到有人问起:梁某究竟是怎样一个人?便为我回答说:“他是一个有思想的人。”或说:“他是一个有思想,又且本着他的思想而行动的人。”这样便恰如其分,最好不过。如其说:“他是一个思想家,同时又是一社会改造运动者。”那便是十分恭维了。

 

——《中国文化要义》自序

 

 梁漱溟先生生于1893年10月18日,他的120周年华诞日刚刚过去。今天我们纪念他,最好的方式仍是认真读解他的思想。他曾说过:“我终是一个思想的人而非行动的人;我当尽力于思想而以行动让诸旁人。”然而,梁先生所说的“思想”绝非凌虚蹈空,总是与实际问题相关。在1965年底所作《我对人类心理认识前后转变不同》一文中,他总结说:“我从来无意讲学问,我只是爱用心思于某些问题上而已。我常常说我一生受两大问题的支配:一个是中国问题,再一个是人生问题。我一生几十年在这两大问题支配下而思想而活动——这就是我整整的一生。”

 

 人生问题:寻心灵之安顿

 

 梁漱溟祖籍广西,自先辈即已官居北京,然其父时感国势衰弱,倡导新学,故他不似同龄孩子一般从读四书五经始,而是接受西式教育长成。但以崇尚实用为主的“功利主义”并不能满足他面临的人生困惑,1912年,19岁的梁漱溟曾两度自杀。此后四年间,他完全静下来自修思考,出佛入儒,先以佛学撰述赢得北大教席,又出版《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归宗儒家,标志他人生的一个转折点。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把人类文化分为西方、中国、印度三种类型。西方和印度代表人类生活的两种路径样法,一为“向前面要求”,一为“转身向后去要求”,而中国则代表与其不同的另一种路径样法,即“对自己的意思变换、调和、持中”。此书指出,西方人的理智生活较为发达,因此可以展开出征服自然和科学、民主等,然而却逐渐暴露出种种弊端;印度的佛家则求破我执和法执,倾向于过一种出世的宗教生活;独有儒家能够持守中道,它最反对基于理智考虑的“算账的生活”,同时也最立足于过一种现世的生活而不赞成出世,它能够起到慰勉人的情志需求的作用,同时又不导致沦入宗教式的“超绝”和“神秘”。

 

 梁漱溟论述儒家生活时最强调“直觉”,它就是那“不虑而知的良知,不学而能的良能”,而“此敏锐的直觉,就是孔子所谓仁。”他认为,仁是一个很难形容的心理状态,极有活气而稳静平衡。仁,首先要“寂”,即像是很平静而默默生息的样子;其次要“感”,它最敏锐而易感。他还把“孔子生活之乐”归于一“刚”字——“知命而仍旧奋发,其奋发为自然的不容已,完全不管得失成败,永远活泼,不厌不倦,盖悉得力于刚。”此刚健态度正是《易经》中所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和孟子所言“浩然之气”所表征的气象。

 

经过二十余年的生活经验和不断思考,梁漱溟又写出《中国文化要义》,这一著作更为成熟,然其内在精神与《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贯。该书从整体上把握“老中国”的历史文化特征,但其所论主题仍与具体个人的安身立命相关。“以我推想,孔子最初着眼的,与其说在社会秩序或社会组织,毋宁说是在个人——一个人如何完成他自己,即中国老话‘如何做人’。”梁漱溟用“理性”一词取代了“直觉”,指平静通达、清明安和之心。要葆有这理性精神,首先是“反求诸己”,其次是“尽其在我”。若从反面言之,与理性相违者有二:一是愚蔽偏执之情;一是强暴冲动之气。二者时常相因而至,倘若沾染一个,理性即受妨碍。

 

 梁漱溟说:“我要做我自己的生活,我自己的性情不许我没有为我生活作主的思想。”他是个怎样思想就怎样生活的人,思想不过为生活寻一根基础,而生活则为思想之着落点。这体现了“诚”的精神。对他而言,找不到归依处,便焦灼难安,人生各种事情变得索然无味,而一旦把心放下,便不再停留于独思的生活,要不刚猛于行动,要不就迫不及待地把自己的心得传授于他人。由此观之,他是一个具有宗教精神的人,而这也正与他所服膺的儒家践行精神一致。

 

 中国问题:求天下之太平

 

 梁漱溟先生对于中国问题的思考其来已久,但早初还只是停留在事功层面,所谓中国问题很大程度上就是富强问题。亲身遭逢“人生问题”后,他看出此中之短浅,明白了如何整顿失散紊乱的人心秩序才是最为重大的中国问题。

 

 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结尾,梁漱溟提到“今日应再创讲学之风”,希望把儒家的生活态度普及到更多的人,因为“孔子的东西不是一种思想,而是一种生活”。他不仅如此说了,更如此做了。他不愿做堂堂北大教授,而与同仁弟子共同从事乡村建设运动,扎扎实实做一些根本的工作。他认为中国人应该学会过一种共同生活,但必须以中国人的态度来营造,乡建工作的着眼点即在于此。在此基础上,他写出《乡村建设理论》和《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一类文字,为现实问题求答案。

 

 《中国文化要义》是梁先生所有著作中对中国问题最有担当者,其立足点就是“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他主要从社会结构入手,通过与西方的比较,来揭示中国文化的特点和价值。在他看来,中西社会生活的很大区别主要表现为:中国人特别注重家庭和家庭生活,而缺乏集团生活,并因此无从映现出个人问题;相反,西方人则富于集团生活而且个人地位得以显现,但家庭不被看重。如果说西方近代社会是个人本位的社会(英美为其典型),西方最近的趋向是社会本位的社会(苏联为其典型),那么,中国是一个伦理本位的社会。所谓“伦理”,“就是要人认清楚人生相关系之理,而于彼此相关系中,互以对方为重而已”。

 

 与西方社会是阶级对立相比,中国社会还有另一个特点,就是“职业分殊”。中国传统社会有士农工商四种基本职业,其地位具有相当的流变性。这种社会结构使中国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国家,且根本不像一个国家。在中国,统治只是消极相安。

 

 伦理本位和职业分殊二者关系密切,相互作用,共同塑造了独具性格的中国文化。在儒家领导下,二千多年间,中国人养成了一种风气,或民族精神,即向上之心强和相与之情厚。“纳国家于伦理,合法律于道德,以教化代政治”,正是中国文化所趋重之处,中国人的长处在这里,短处也在这里。

 

 所谓“短处”是指,由于中国人理性早启,导致中国文化早熟,过早地将注意力关注在人与人的问题上,忽略了对物的研究,进而导致了中国人在科学上没有成就,产业革命也不见发生;而在对人方面,则一味地讲礼让、讲相与之情、讲以他人为重、注重家庭、注重伦理,而忽略了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价值。个人不被发现,则人己权界不分,群己权界难别,于是既无自由,也无民主。

 

 中国的社会结构和伦理文化使中国的政治也与别国不同,在梁漱溟看来,它有三个特征:政治之伦理化,政治之无为化和权力之一元化。这种特殊的政治,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只能是消极相安,而非积极进步;只能是一治一乱的循环,而非一次一次的革命。

 

 认识老中国,是为了建设新中国。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并没有提出解决现代中国社会政治问题的具体方案,他倡导的乡村建设运动也没有走通,不过他仍指出,“一旦于老中国有认识之后,则于近几十年中国纷扰不休者,将必恍然有悟,灼然有见;而其今后政治上如何是路,如何不是路,亦遂有可得而言者。”

 

中国儒者之“担道”精神

 

 梁漱溟先生的一生都在人生问题和中国问题之间纠缠,在1987年为《梁漱溟问答录》写的序言中,他说:“算起来已为人生问题和中国问题探索并奔波了八十个年头了。”

 

 自青少年起,他就鄙视只谋一人一家衣食的“自了汉”生活,追求“充实而有光辉的人生”。在1917年目睹南北战争之祸后,他曾写作《吾曹不出如苍生何》,并自费印刷散发,呼吁制止军阀内战。此等气魄雄心何其令人感动!

 

 回忆当年“朝会”情形,他说:“每天清晨,天将明未明之时,师生共在月台上团坐。其时疏星残月,悠悬空际;山河大地,一片寂静;唯间闻更鸡喔喔作啼。身处此境,顿觉心地清明、精神振奋,且有众睡而我独醒之感,并由此而倍感自身于世人于社会责任之重大。大家或讲话或沉思反省,尽情地利用这人生最可宝贵的一刹那,抑扬朝气,锤炼心志。”此等人格精神何其令人神往!

 

 梁漱溟对生命抱有真诚和温贴的态度,积极乐观地践行自己的信念,矢志不移,至死不渝。无论是投身社会改造运动,还是在历次政治事件中,更不用说在其著作中,他都活出了一种儒家的生命气象。尤其可贵的是那种“担道”精神,那种以一己之心为天下之心、以一己之命为天下之命的怀抱,这使他的人生与中国联系起来,也使他一生的两个问题融为一体。这本身就是中国传统中“修齐治平”式生命政治逻辑的回光返照吧。

 

 梁漱溟始终保持了中国文化的主体性,这在那个时代实在难得,也是继续思考中国问题的后人首要继承的态度。对我们而言,始终保持中国文明的主体性是首要的,但同时,我们需要对西方文明传统具有更为全面而深刻的理解,如此才能通过重建自身而迎来中国文化的复兴。

 

 1980年,梁漱溟在接受美国学者艾恺采访时说:“我写的书最重要的一本叫《人心与人生》。”该书系梁先生晚年写成,可谓一生思想总结。艾恺问:“你算一个圣人吗?”梁先生答:“我所懂得的,圣人不是平常人。圣人说话行事跟其他人不大两样,可实际上他那个生命、他那个人格,已经完全超过普通人了。”他说自己只是一个普通人,而非圣人,如果与普通人有什么不一样,那就是他远远地望见了,在雾中不十分清晰地望见了孔子和王阳明是怎么回事。

 

 在一篇题为《谈乐天知命》的短文中,梁漱溟先生说:“一切祸福、荣辱、得失之来完全接受,不疑讶,不骇异,不怨不尤。”“随感而应,行乎其所当行;过而不留,止乎其所休息。”这种人生境界,是最值得我们品味和向往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