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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友情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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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纲 - 07/09/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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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情友谊,是中外伦理一大命题。西哲中哲,论友道价值不遗余力。其中儒学所论者,又具特色。

 

朋友,是儒学“五伦”之一,为历来修身者所重。朋友与诸伦不同者在于,它是直接诉诸于“社会”的共同体。在“五伦”中,君臣关系,是上下级关系,几个人而已;父子关系,加上母子关系,三人而已;夫妇关系,二人而已;兄弟关系,多说一点,几十人而已;但朋友关系,则几乎囊括以上四伦之外的所有人。因此,朋友关系,实际上是一种社会关系。

 

 儒学对这种社会关系最富激情的说法是“四海之内皆兄弟”。这是孔子弟子子夏的名言。《大学》论“止于至善”,注家解释说:“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这里的“与国人交”,就是朋友的泛指,因为所有的“国人”都有成为“我的朋友”的可能性。对这种邦国最大共同体的价值诉求就是“信”。能够做到“信”就在友道这一伦理论域做到了“至善”。

 

曾子每日三省吾身,其中之一就是:“与朋友交而不信乎?”

 

子夏对致力于儒学君子之道的要求之一也是:“与朋友交,言而有信。”

 

信,是友道的规则。

 

但在这个规则之上,还有更高价值“仁”;遵循这个规则,还有一种方法,就是“礼”。信、仁、礼,三者的融会贯通,就是儒学的友道大义。

 

子贡曾经向孔子讨教为友之道,孔子说:

 

 “忠告而善导之,不可则止,毋自辱焉。”

 

这句话是说:看到朋友有不足,要善于开导,不听,就无须一定要尽忠告,不要自取其辱。这是什么意思呢?

 

君子朋友之间的交往,互相砥砺,看到朋友“违仁”,就要善意地提出忠告。因为要“循礼”,所以朋友不接受,就不再饶舌。

 

这之间“善导”是“礼”的原则。那种颐指气使对朋友的“调教”不在儒学友道之中。

 

朋友间的交往,互相平等。因为平等,所以无须耳提面命,如调教小儿;所以无须吁求恳请,如劝谏老人。也因为平等,所以都有选择的自由,没有理由要求、命令、苦苦哀求朋友放弃其自由选择。孔子此论,还有一个隐含着的假定,即:我所给出的忠告,朋友不接受,也许错在我呢!我的忠告,也许不是忠告;也许是一个错误意见。我没有必要一定要朋友按照我的意见行事。那就中止忠告,等待结局的检验。

 

《论语•里仁》记录孔子弟子子游的话说:“事君数,斯辱矣;朋友数,斯疏矣。”对上级喋喋不休的劝谏,会自取其辱;对朋友呶呶不止的劝谏,会遭致疏远。大意与孔子相近。

 

一般来说,儒学主张:与父母之亲情有如一体,无理由终止,故亲人“违仁”,须屡谏不止,以至于“号泣而随之”。对君王上级关系,道义相许,上级“违仁”,可以三谏,三谏不从,可以分手。朋友之情,平等而诚信,朋友“违仁”,一谏不从,止;违仁不止,可以绝交。这就是“礼”。

 

诚信,仁义期许,循礼一谏而止。是友道大概。

 

儒学论及友道,特色在此。

 

 但朋友间,不轻言“绝交”,矛盾所及,与“仁”之大义无关,可以忽略。一谏而止,各自保留意见,不必求同。

 

《宋元学案》中说一事,值得参考。

 

宋欧阳修对《周易》解释系统中的《系辞》不喜欢不相信,认为非孔子所作;而他的好友韩琦则认为就是孔子所作。二人同朝为官,又义气相投,唯在这个学术问题上分歧清晰,不可同一。韩琦的作法是:与欧阳修无事不言,但就是不讨论《系辞》,甚至不讨论《周易》。这种作法是对友道最大的珍惜,也是对朋友最好的姿态。如果韩琦强要欧公认同己见,就是霸道;如果俯就欧公,就是谄媚;都不宜。故绕过这个分歧,反而友情弥笃。

 

但古来对友情还讲求一个“义”字,这是朋友间“缓急可以相托”的重要伦理。可以注意到,儒学也同样对朋友“讲义气”——当然是在不违仁的前提下的“讲义气”。有趣的是,这个“讲义气”的老祖宗,就是孔夫子。

 

 《论语•乡党》记载:朋友死,无所归,子曰:“于我殡。”

 

朋友死了,无人收殓,孔子说:“我来办。”

 

朋友已殁,亲自为之治丧,还有比这样的朋友更可靠的吗?这样的高情厚谊,在任何时代,都是动人的!朋友做到了这个份上,已经无可挑剔。孔子交友之道,是排除了种种势利之后的纯德。朋友交往的行为方式本身也构成了教化,影响着身边的人、族内的人、国内的人,以及历代的人。所谓“传统”,就是这样一点点演绎着的。

 

文章来源处:儒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