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麟小传 1902 年 9 月 20 日出生于四川省金堂县。1919 年考入清华学堂，1926 年赴美留学，1929 年获哈佛大学哲学硕士学位，转赴德国柏林大学专攻德国古典哲学。1931 年后长期任教北京大学哲学系，1947 年任北大训导长，保护不少进步学生。1955 年调至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哲学研究所，任西方哲学史组组长，研究室主任。翻译出版黑格尔、斯宾诺莎等经典专著。1992 年 9 月 23 日病逝，享年 90 岁。
贺麟：“一个没有学问的民族，是要被别的民族轻视的。”
今年是贺麟先生诞辰 110 周年，也是他去世 20 周年。在世 90 年，贺麟先生可称高寿。而 1902 年至 1990 年间的许多年头，中国多事，众生都在劫中。贺麟的足迹，在这近一世纪间倥偬辗转，不仅折射了一代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也寄寓这中国哲学的百年身世。
梁启超经常把自己的藏书借给他看
很多人知道贺麟的名字，大概是通过他所翻译的黑格尔著作，《精神现象学》、《小逻辑》都是他译介到中国的。而贺麟最初名世时，身份是哲学家，而不是翻译家。他所创的“新心学”没有构筑系统的专著，且后继乏人，所以作为早期新儒家代表人物的身份，远不如梁漱溟、熊十力和冯友兰。
贺麟早年浸淫于儒家文化之中，8 岁入私塾，其父常教他读《朱子语类》和《传习录》。所以，贺麟对宋明儒家的性命之学感情颇深。迷上黑格尔之后，他还做过很多打通宋明儒学和黑格尔哲学的努力。1930 年，为纪念朱熹诞辰 800 年，他写了《朱熹与黑格尔太极说之比较观》。这篇文章可说是中国比较哲学的成功试验。
然而，贺麟最钟情的，不是程朱理学，而是陆王心学。这可能有性情上的原因，贺麟不大喜欢理学，是觉得理学支离繁琐。显然，陆王心学的直指本心和勃勃生气对他更有吸引力。1919 年，贺麟进入清华之后，受到了梁启超的指点。梁启超的哲学根底，主要就是阳明心学。当时梁启超在清华讲的课，是“国学小史”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初期听课的学生有 200 多人，可是到了后来，很多人准备出国留学，到课的学生已不剩几人，贺麟就在其中。梁启超很喜欢贺麟，经常把自己的藏书借给他看，还指导贺麟写出了自己的国学研究处女作《戴东原研究指南》。这一经历对贺麟的影响是既深且久的。
比较亲近心学一路的哲学家
在清华期间，贺麟确实幸运。梁漱溟曾在那儿做过短期的讲学，也让贺麟给赶上了。他去找梁漱溟请教过数次，梁漱溟告诉他：“只有王阳明的《传习录》和王心斋（即王艮，阳明后学）的书可读，别的都不可读。”由于贺麟是带着崇拜者眼光前去求教，所以字字句句都听得很真，入心也深。“二梁”就这样成了贺麟国学研究的启蒙者。
读贺麟的《中国哲学的调整与发扬》，我们会发现，自康、梁以来的中国哲学，或者说让他觉得比较有价值的哲学，多是陆王心学开出来的，要么就是具有陆王气象。文中，章太炎是“渐趋于接近陆王”；欧阳竟无是“感慨杂学无济，乃专治陆王”，对其佛学建树却一笔带过。仅有“内圣”是不够的，还得有“外王”。心学中人能“内断疑悔，外绝牵制”，易把人导向行动，拯救中华，这大概也是贺麟的块垒所在。当年学界中人，多抱学术救国之志，贺麟又何尝不做如是想？从清华毕业的时候，他跟好友张荫麟说：“一个没有学问的民族，是要被别的民族轻视的。”
所以，他说“孙中山先生就是王学之发为事功的伟大代表”。文章初稿中，此句还提到“当今国府主席蒋先生”。蒋介石服膺王阳明，故对贺麟也是颇为器重，曾前后四次会见贺麟，待遇算是很高的了。
后来的贺麟在自我批判时说：“我把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欧阳竟无、熊十力、马一浮均装扮成陆王派的思想家，并把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说，以及蒋介石的所谓‘力行哲学’陆王学派发为事功的具体表现。”对心学的钟情，也让他比较亲近心学一路的哲学家。贺麟和冯友兰都是积极参与到时代大潮中的人，且二人的求学经历比较像，国学功底深厚，曾留学欧美，都是通晓中西哲学的大家。但两个人一直无太深交集，因为冯友兰于中国哲学用功处是程朱，于西方哲学用功处是新实在论；而贺麟是研究陆王心学和斯宾诺莎、黑格尔。程朱派与陆王派不但在哲学进路上不同，体现在气质上也迥然有别。因此，倒是一味独行孤往的熊十力与贺麟相交甚笃，除了两人学说上相似之处很多，熊十力身上那股狷侠气可能也是贺麟所喜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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